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熊易寒: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,乡村振兴能做些什么?

发表时间:2021-09-24 17:07

今天是第四个“中国农民丰收节”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,民族要复兴,乡村必振兴。进入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,“三农”工作重心已历史性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。

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,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,推动物质文明、政治文明、精神文明、社会文明、生态文明协调发展,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,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。“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”为我们理解和诠释乡村振兴打开了新视野。

乡村振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

“中国式现代化”是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崭新定义,赋予其典范价值和世界意义。中国现代化的成功既体现了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性,譬如市场化改革、重视教育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;也有鲜明的中国特色,譬如渐进式改革、政策试点、注重中长期规划、兼顾效率与公平,最为根本的特点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。

“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”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,在一个超大规模社会实现共同富裕。这无疑是一个世界级难题,绝大多数发达国家仅仅实现了总量和均值意义上的富裕,北欧福利国家也只是实现中小规模社会的共同富裕。邓小平指出,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,而是富,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。一部分地区、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,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、其他的人,逐步达到共同富裕。党的十八大以来,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始致力于实现“共富”。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。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,都是在努力缩小地区之间、城乡之间和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;前者基本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,后者正在逐步缓解相对贫困问题。

从这个意义上讲,乡村振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对于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所追求的共同富裕,绝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,而是要实现物质文明、政治文明、精神文明、社会文明、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,只有实现这一目标,才是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全面超越,才是人类文明新形态。

乡村振兴的本质是共同富裕

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,而要实现共同富裕,乡村振兴是必经之路。与其他国家相比,中国社会的一个显著独特性就在于其巨大的规模:从地域上看,中国幅员辽阔,沿海地区、中西部的自然禀赋差异巨大。从人口上看,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,拥有全球最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,人数超过1亿。在一个规模巨大的社会实现共同富裕,难度可想而知。

从共同富裕的角度来看,解决城乡差距是当务之急。在收入层面,到2009年,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已达到3.3。得益于精准扶贫等“益贫式公共政策”,近10年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连续快于城镇,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,但是2017年收入倍差仍高达2.7。在公共服务层面,城乡差距同样巨大,城乡不平衡的最突出表现是基本公共服务不均衡,这种不均衡表现在资源布局、能力提供和服务质量上,主要包括教育、医疗、养老、公共文化服务和社会保障制度。公共服务仍然是制约乡村发展的显著短板。

近年来,我们看到一个可喜的变化,就是城乡的收入差距和公共服务差距在迅速缩小。2020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城镇居民,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31元,比上年名义增长6.9%,比城镇居民高3.4个百分点。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,要切实改善农村公共服务,从提高农村教育质量、加强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、加强农村社会保障、改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,并逐步取得实效。

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

乡村振兴之所以能够有效促进共同富裕,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,这是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、多种分配方式并存,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,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,市场的“无形之手”效率优先,政府的“有形之手”注重公平,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。同时,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,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、增进人民福祉,是我们国家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显著优势,因为这能够凝聚人心、汇聚民智。

乡村振兴需要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,集中力量办大事,充分发挥市场与政府“两只手”的作用,综合运用规划引导、体制创新、市场配置资源、政策扶持等手段促进乡村的可持续发展。

首先,乡村振兴需要城乡融合发展。要积极推动各类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,在乡村形成人才、土地、资金、产业、信息汇聚的良性循环,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。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都是以人为中心的,而不是以资本为中心的,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要优先于资本的增殖。具体而言,这里的“人”既包括村民,也包括专业人才。乡村振兴要优先保障村民的利益,通过土地入股分红、租金、工资等多元化收入使村民富起来,不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,实现共同富裕;要吸纳乡村振兴所需要的专业人才,通过人力资本的集聚带动农村的产业聚集与产业升级。

其次,乡村振兴需要构建初次分配、再分配、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。通过市场机制,引导生产要素流向乡村和农业,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,切实提高农民的收入;通过再分配机制,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,合理调节收入分配格局,增加公共服务支出比重,逐步将户籍与社会保障脱钩,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,尤其是加大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;通过公益机制,鼓励企业和个人进行慈善捐赠,缩小各阶层的收入差距。

最后,乡村振兴需要因地制宜,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和农民的积极性。乡村振兴不可能有一个统一模式,需要处理好“一”和“多”的关系。所谓“一”就是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顶层设计,所谓“多”就是充分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和村庄发展模式的多样性。譬如,上海市奉贤区在农民“离房不失房、离地不失地”的前提下,引进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,盘活闲置农户宅基地、低效集体建设用地和承包地,将闲散农村资产资源股权化、证券化。同时,引进中小企业总部,用“租金+股金+薪金”三大收益手段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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